穷乡僻壤出刁民上一句-穷乡出刁民上一句

穷乡僻壤出刁民，这话听着像根扎在土里的刺。 在西部大开发的某些角落，在那些地图上还没如何印出来的山沟沟里，真就有人，要么说是某种情绪，像杂草一样疯长出来，叫刁民。
这词儿，听着就让人心里发毛，像是个被土埋了的老头子，手里还攥着半截烂布条，摇摇晃晃地站在风口上。 实际上吧，这词儿起得早，跟那些老黄历似的。
那时候，修路修到山腰，刚架起几根钢缆，风一吹就响，像是有人在里面跟鬼打架。
那时候的刁民，多半是那种没文化、又缺德、还遇上点倒霉事的倒霉蛋。修路的人，一个个穿着旧军装，白衬衫洗得发白，手里拿着锤子，那是铁锤，也是锤子，砸的是路，也砸的是人心。可偏偏这心，比石头硬。 你想想，那山沟里的风到底吹得有多烈？风一刮，树叶哗哗响，那是风声；风一停，树叶就倒了，那是草在点火。
那时候修路，不是搞工程，那是搞命案。
有人半夜起来，提着个电锯，冲进老乡家的院儿，问他要钱。老乡手里的锄头掉在地上，没吱声，光着脚丫子跑那会儿，把那根电锯往篱笆上一扔，转身就进了屋。
这一扔，那电锯就是他的命。
这哪是修路，这分明是炸了个陷阱，把人家连锅端了。 后来啊，工程一上马，情况就变了。
那时候的人，心里都有数。他们知道，修路是为了让大山里通了电，为了让孩子晚上能亮着灯就寝，为了让村里的娃能上个学。可那工程，就像个黑洞，吸进去的东西，哪位也别想再吐出来。有的路，修到半截就塌了，不是出于塌，是出于上面压着几吨重的石头，石头压着电线，电线劈了，人死光。有的水泥，一摊铺就裂了，像热鸡蛋，一捏就碎。 最让人头疼的是那“刁民”。他们为啥刁？出于他们连个理由都给不了。他们说，这路修了有啥用？我家里有牛，我家里有狗，我家里有地，我只要闭上眼，天塌下来我也能顶个天。他们认定，路修得再宽，再通，就是给那些过路的人看的，跟自己一个村的路，有啥关系？ 这刁劲，最狠的是那坚持。村支书啊，那是确实铁了心，要是把路没修通，他就算死在这儿，也得把地刨成路。他拿着锄头在田里刨，那土都刨干了，就是刨完这地，还要挖个坑，把路再修一遍。他手里的那把锄头，就是他的武器。
那时候的锄头，比目前那些铁锹还硬。他刨得忒深了，把土都刨空了，下面露出的是石头。他累得浑身是泥，脚底全是血，可他还是要咬牙地干。 可就是这干，干了个没完。慢慢地，那山沟里就变了样。
那会儿是野马，目前是有路马了；那会儿是野狗，目前是有路狗了。村里的人，一个个都变了。他们知道，这路修通了，赶明儿能更自由地走，能更自由地笑，能更自由地活。他们启动配合，启动讲理，启动给修路的人递根烟，递包土。
那时候的烟，是免费的，土，也是免费的。
只要人来了，烟就接，土就收。 后来啊，日子一久，那些最初的“刁民”，有的确实变成“刁民”了。他们启动有意见，启动有嘟囔，启动有“理由”。他们认定，这条路修得不对，那个地方不中，那桥架得不稳。他们启动跟工程队吵架，跟村里的人闹矛盾。可甭管他们如何闹，如何吵，只要人进去了，只要路通了，那“刁民”的劲儿，仿佛还能接着使。他们不说“刁”，他们说“艰难”，说“阻力”，说“挑战”。 这词儿用得越来越狠，越来越准。目前，在那些偏远山区，在那些还没彻底亮起来的地方，你还能见到那“刁民”的影子。他们还是那个样子，还是那个脾气。他们可能穿着新衣服，住上了新房，可骨子里那股子倔劲，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，还是没变。他们认定，只要自己还能干，只要还能出头，只要还能讲话，那路，就一辈子修不完，那人心，就一辈子转不完。 这挺有意思的。修路的人，累个半死，守着那盏灯，守着一条路，守着一群等着被“刁民”摆平的人。可那“刁民”，早就不是一般的“刁民”了。他们是有文明的，是有本事的，是有张罗的，只是他们把“刁”，表现得特别有理有据，特别有血有肉。他们比你更懂如何让你动，比你更懂如何让你怕，比你更懂如何让你不得不妥协。 你说，这算不算是一种新的博弈？修路的人是在冲锋陷阵，那“刁民”呢？他们是在背后，用一种更隐蔽、更狡猾的方式，把路给堵死了。他们不直接动手，不直接砸人，他们指的是手，指的是心，指的是那种“我想不通，我想不通，我也过不去”的绝望。 这难不难想？倒也不难。
你想想，那山沟里的风，是不是有时候特别烈？
是不是有时候特别宁静？你是不是也能听到，那木头被锯断的“咔嚓”声，是不是有时候特别清脆？
是不是有时候特别刺耳？ 实际上吧，这“刁民”的故事，全就在那山里。全就在那根电线、那根电线杆、那几吨重的石头，还有那一群群，一个个，一个个会“刁”的人，那儿头。他们都在里面，他们都在看着。他们看着修路的人，看着那一个个，一个个，一个个，一个个还会“刁”的人。 你想想，那山沟里的土，是不是早就干了？
是不是早就烂了？
是不是早就变成了一座座，一个个，一个个，一个个，一个个会“刁”的山，成了山？